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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識產權學界多位專家一起研討
      知識產權學界多位專家一起研討? 著作權法翻譯合理使用條款的公共政策
      發布時間:2021-09-08 15:42 星期三
      來源:法治日報——法制網

      □ 本報記者  蔣安杰

      □ 本報通訊員 義燦旻

      8月18日,北京大學國際知識產權研究中心在京舉行“著作權法翻譯合理使用條款的公共政策”研討會,來自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清華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政法大學、同濟大學的知名知識產權專家易繼明教授、劉春田教授、李明德研究員、馮曉青教授、李揚教授、崔國斌教授、楊明教授、管育鷹研究員、袁秀挺教授、劉承韙教授等與會研討。會議由北京大學國際知識產權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易繼明主持。

      不能因為強調私權本位而忽略了公共政策目標

      易繼明首先介紹了若干案例,提出了與翻譯合理使用有關的兩個問題:一是視聽作品被翻譯為少數民族語言后播放是否屬于合理使用的范疇;二是基于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的實施,翻譯為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節目必然配備漢語字幕,是否仍屬合理使用范疇。

      中國人民大學知識產權學院院長、中國法學會知識產權法學研究會會長劉春田生動回顧了翻譯合理使用條款的立法背景和歷史。劉春田表示,該條款及其體現的公共政策,在黨和國家政策中的地位和重要性不言而喻。不過,1990年著作權法具體法律條款的起草確實有局限性,“一是大家的認識,第二是眼界,第三是當時的技術經濟發展水平決定的”。劉春田介紹,那個年代“大家基本上只看到文字出版,對其他的形式不太關注,沒有預見到后來的技術發展如此之迅速,經濟發展如此之繁榮”。那么順應社會、經濟、文化生活的變遷,將2010年著作權法修訂后的翻譯合理使用條款中的作品解釋為所有(涉及翻譯的)作品符合當時將這一公共政策轉變為法律的立法精神。這種解釋也符合法律本身的邏輯——如果僅解釋為文字作品,那么在為了公共政策作出一定犧牲的角度上,文字作品作者與其他(需要翻譯的作品的)作者就處在不公平的地位上,這種不公平待遇沒有合理的理由,是不自洽的。

      中國政法大學文化娛樂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劉承韙與前法官、現同濟大學法學院教授袁秀挺對這個觀點表示認同。翻譯合理使用條款確為具有中國特色的條款,但既然其已存在,就應討論如何適用以有利于達到其公共政策目標。

      易繼明認為,雖然著作權是私權,但不意味著不考慮他人權利和公共利益,而需要平衡,不能因為強調私權本位而忽略公共政策目標。例如,對于視聽作品,若限于翻譯和傳播其中的文字,則在如今的“讀圖”時代,將使該翻譯合理使用條款完全失去用武之地,背離其公共政策目標。因為,知識和文化傳播不僅是面對知識階層,更多的是面對大眾。

      關于合理使用制度中的利益衡量,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楊明認為,“非商業性”要求是沒有意義的?!昂侠硎褂檬墙鉀Q翻譯產生的新作品能否自由使用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強調不是非商業性的就肯定不是合理使用,是不對的?!币驗?,當非商業性使用時,沒有利益,也就無從產生制止所謂“侵權”的動力。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知識產權室主任管育鷹提出,1990年著作權法直接規定文字作品,是因為當時文字作品是知識傳播的最主要方式,而知識傳播是狹義理解呢?還是廣義地包括文化交流在內的知識傳播?立法可能需要更加清晰化。不過,清華大學法學院知識產權法研究中心主任崔國斌教授注意到,即使視聽作品也未必一定是娛樂,也有可能是知識傳播。例如,有解說如何種植番茄的視頻等。

      那么,作為特殊民族政策的公共政策產物,其適用條件應當嚴格還是寬松?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李揚提出嚴格解釋的路徑,即“以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創作的作品”應嚴格解釋為漢字的“文字作品”。管育鷹認為,基于公共政策的立法之解釋,須更加注意文義表達的精準。李揚認為,未來隨著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推廣,該條款未必繼續存在。

      是否應嚴格解釋以及該條款是否應繼續存在

      圍繞是否應嚴格解釋以及該條款是否應繼續存在的問題,與會學者討論熱烈。在具體解釋論上,袁秀挺作為具有豐富實務經驗的仲裁員和前法官,認為“以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創作的作品”并非“……創作的文字作品”,而指以漢語言、文字創作的任何作品。歷史解釋亦有脈絡可循:1990年著作權法中被修改掉的措辭正是狹窄的“文字作品”。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第二條明確規定“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是普通話和規范漢字”——不僅包括文字,也包括體現為聲音的語言?;诖?,袁秀挺認為,至少在該句話的解釋上,只翻譯漢語電影的對白(語言)而保留漢字字幕的情形是一種翻譯,漢語配音雙語字幕也是一種翻譯。

      中國政法大學知識產權法研究所所長馮曉青對該條款的公共政策目的及其文義解釋方式,贊同劉春田、易繼明和袁秀挺等教授的意見。他認為,法條語言的文義解釋、歷史解釋和體系解釋本身就包括了以漢語(語言、文字)創作的視聽作品,而并非擴大解釋。從公共政策角度考慮,20世紀90年代前后遠遠沒有預知到現在這種“讀圖”時代,特別是視聽、音像的作用越來越重要,甚至大有超過文字作品傳播信息的態勢。

      關于漢語字幕問題,出于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的要求和方便雙語學習的民族地方政策考慮,在劉春田教授所介紹的國家民族政策背景下更易理解。從民族、語言政策出發的翻譯合理使用條款,其具體適用方式自然應考慮民族、語言政策的變遷和具體樣態。若機械理解和執行法律條款及地方政策,易繼明指出,就會出現先在翻譯合理使用條款下將漢語影視作品翻譯為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然后再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和雙語政策下將少數民族文字回譯為漢字的荒唐情況——或者偏離原文(是否侵犯保護作品完整權?)或者與原文一致(那么為何要翻譯兩遍?)。因此,考慮到該條款的公共政策背景和目標,其解釋的基本原則就應當是:是否有利于達到該公共政策目標,前提是不明顯偏離法條之文義解釋。

      與會專家普遍認同翻譯應構成作品的實質性部分。對于影視作品,若漢語配音未翻譯為少數民族語言配音,而僅配備少數民族文字字幕,崔國斌認為很難認作合理使用,也很難控制其傳播范圍,因為就“聽”而言,完全可以順暢地在漢語市場傳播而不影響任何觀看體驗。楊明也認為這種對視聽作品僅添加字幕的做法不構成合理使用?;蛘?,如果雖然有配音、字幕的翻譯,但這些配音和字幕其實無關緊要,不構成作品的實質性部分,則不構成合理使用。

      從市場替代角度來看,易繼明認為,例如對于視聽作品,保留漢語配音會產生漢語市場上的替代效果,而若已翻譯為少數民族語言配音,則基本上不會產生替代效果。

      翻譯合理使用條款具有公共政策屬性

      與會專家學者也提出了公共政策目標之實現的其他重要方面,比如管育鷹、李明德均提出,不應忽視政府采購或政府資助購買版權作品,然后免費向少數民族提供這種方式。但袁秀挺和易繼明都認為,政府資金介入不是一種市場的方式,如果說對于這種合理使用條款可以用政府介入來替代,那么理論上所有合理使用條款都可以用政府介入來替代,但合理使用條款就是要仍然在尊重市場規則的前提下,來解決利益平衡和公共政策問題。崔國斌認為,政府過度介入可能導致政府全面主導議程。例如,內容的選擇等,可能會脫離民間和市場真正的需求。

      楊明認為,2020年著作權法第二十四條第13款意味著只能由法律法規創設新的合理使用,限制了司法實踐中基于一般條款的裁判空間。對于傳播對象的限制,崔國斌和楊明也希望有更為細致的立法,例如,跨國境的民族語言,合理使用的作品需要有措施限制境外傳播。

      “一定要透過這個條文去領會精神實質是要干什么”,在劉春田看來,30年前和30年后,所處的社會環境、技術水平都不一樣。所以,在某種程度上,對法律的理解和解釋不應該僅僅是摳條文。

      楊明總結認為,與會專家對以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創作的作品,翻譯成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作品進行利用,可以在合理使用這個框架下來對待,這個價值判斷是一致的。但具體司法處理方式或裁判思路可能有不同,而若能通過修訂法律的方式把問題更加明確當然是最好的。楊明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合理使用的問題上,其實是打開過口子的,可以按照合理使用制度本身的價值取向來適用。

      與會專家討論通過了研討會就翻譯合理使用問題達成四點一致性意見:一是著作權合理使用制度整體上是利益平衡的結果,著作權合理使用制度與嚴格保護知識產權并不矛盾;二是著作權合理使用制度中,無論是側重個人使用者還是側重公共利益,意在實現立法時所衡量的公共政策目標,司法適用時不宜減損其公共政策內涵,導致立法目的及其公共政策目標落空,進而無法實現相應的社會效果;三是翻譯合理使用條款的公共政策目標很明確,即促進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經濟、文化發展與繁榮,促進民族團結并強化國家意識,這也意味著公共政策目標的實現要適應社會、經濟、文化發展和社會生活形態的變化,相關法律適用應該充分考慮當下的國家邊疆、民族和語言政策,包括國家通用語言政策和少數民族地區的雙語政策;四是上述對翻譯合理使用條款之公共政策內涵的認識,與翻譯合理使用條款的文義解釋、歷史解釋和體系解釋結論是一致的,與國家通用語言政策和少數民族地區的雙語政策是一致的,建議修改著作權法第二十四條第11款“將……以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創作的作品翻譯成少數民族語言文字作品”為“將……以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創作的作品翻譯成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作品”。通過司法解釋,明確“以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創作的作品”即為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構成其實質部分的作品,包括文字作品、口述作品、視聽作品等;“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作品”亦作類似解釋。另外,《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下的“向中國境內少數民族提供”與著作權法下的“在國內出版發行”的實質含義是一致的,語言本身的限制即形成了對受眾的選擇,建議將《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與著作權法相沖突的“向中國境內少數民族提供”統一為“在中國境內提供”。

      責任編輯:買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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